Apr. 13, 2020

情理法與法理情的牽絆

談談領導的條件(續)

昨天我們談了領導人的四大要件，「洞見觀瞻、創新思維、有效手段、依法行事」這四部分，對中國人來說，最不容易做到的，大概要屬第四項的依法行事了。中國人受到五千年來以農立國的影響，加上儒家思想的五倫觀念，以尊卑為基本的處世哲學，某些程度上，中國人的民族性是帶有鄉愿的一面。中國人強調天下間無不是的父母，但現實社會不是的父母卻屢見不鮮；中國人總是帶有某種程度的奴性，因為尊卑觀念根深蒂固。在這樣的環境下，人情世故高於法律教條，形成一種理性低落、感性當道的社會現象。在這樣的大環境下，是非就不易被放入人生的價值觀，取而代之的是對個人的遵從與嗜好，久而久之，問題就會出現。如果當事人價值觀正確，則萬事OK，否則甚麼樣的事件都可能發生。形成一種人治的社會，法律只是聊表一格，為一些權勢服務的工具。（十幾年前的文章，現在看來，這個情勢益加明顯）

就以最近企業涉及到的內線交易來說，這些公司在社會上都是頂尖企業，領導也都是一流之選，但為何會面臨這樣的尷尬局面？當事人對趨勢的了解，因為資訊與資源充裕，所以了解得比人何人都多。在變化產生的時候，同樣在解決問題，但卻選擇了以對小眾利益最大化的做法，而忽略了社會公益的企業任務，忘記了守法的重要，也就是沒有依法行事做出來的決策的結果。是不知、還是不理會，其實應該說的是價值觀的扭曲。

再談談這兩天最熱門的三立電視台228事件專題的問題。如果說這些問題當事人(編輯與主播)都不知情，那我們幹嘛還相信這樣的媒體，因為基本上連事實都無法弄清楚的媒體，提供的只是茶餘飯後的小道消息，不是正確的事實，這樣的媒體不夠資格。但如果知情，又為何如此做？還是老話一句，價值觀的問題，驅使她們不依法行事。

這件事情透露出來的問題還不至於此，當問題發生的時候，沒有任何學者針對錯誤的歷史資料提出質疑，因為他們怕事，那這些學者還能夠得到尊敬嗎？又當問題被舉發的時候，當事電視台不只沒有反省的聲音，反而要告舉發媒體、求償，這就是典型的做賊的喊抓賊。政府的問題我們姑且不談，因為談不完，所以省省力氣。整個台灣彌漫在一個不理性的氣氛中，所以都以譁眾取寵為樂，領導者也樂於如此，這就是最要不得的愚民政策。

從管理的角度來說，這些問題都是價值觀的因素所致。再深入一層來看的話，可以再加強一個觀點，領導者不只要具備四大要件，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個正確有意義的價值觀，這樣的社會才會是理性與和諧的，否則意識型態讓所有的是非都不見了，那還奢談甚麼進步與尊嚴。